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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完成现代城市化后是否逆城市化接踵而至?

发布时间:2026年02月02日 10时54分47秒   新闻类型:广域新闻    访问次数: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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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过去的一年,中国现代城市化大举发展周期已明显接近尾声,城市土地投资在建、新建项目已大幅减少,在建筑工程、建材、家装(厨卫、电器、家具)等行业早在两年前就凸显萎缩,城市开发区、各类园区、住宅城建都建立完,各城市区委政府不再能以住房改造、城建、土地招标等关联产业作为政绩指标,也无法再用这些土地财政项目拉动经济。

一线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各类地标CBD商圈都不同程度出现“门可罗雀”迹象,二三线城市更加明显,在这些城市的年轻人也在质疑:自己是不是不够优秀,地产高楼林立是城市化最直接的结果,在地产资本推动下的“生活成本”让奔着事业梦想年轻人窒息疲惫。每个城市都在用“摩天楼”展示自己现代化经济实力,在建过程可以用这些“地标建筑”宏伟蓝图描述未来——获得融资和招商销售,建成后以什么支撑拔地而起的高楼建造开发和运营成本,以及各种融资成本,这似乎是“城市化/ Urbanization”与“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的临界点。

香港是中国最早现代化的城市之一,当前也正经历显著衰退与大幅折价“甩卖”现象。受高息环境、经济放缓及新股增加影响,楼价较2021年高点下跌近三成,甚至出现7折抛售。主要投资者如内地炒房团及企业急于变现,致使楼市出现“血亏”出货及“负资产”现象,成为长达15年全球负担最重的城市后迎来的剧烈修正。 

地铁和摩天大楼是现代城市化的典型代表,全球范围英国伦敦是最早完成现代城市化的城市,法国巴黎、德国柏林都是第一批经历“城市化”和”逆城市化”的城市,美国纽约的逆城市化也紧随其后,亚洲日本东京也是较早完成现代城市化,也都率先经历了“逆城市化(Counter-urbanization)”,在城市化发展到高水平后,因中心城市人口密集、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生活成本高昂等“城市病”导致人口向城市郊区或农村迁移、分散的现象。在1970年代后的欧美国家都出现了该现象,标志着城乡差距缩小,与城市化发展阶段及生活水平提升密切相关。  本文以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和日本东京作为参考。

观点特征: 
  • 定义与表现: 指大城市人口向市郊、中小城镇甚至农村迁移的趋势。 
  • 触发因素: 城市生活成本过高、空间拥挤、环境质量下降,以及更舒适的居住需求。 
  • 发展阶段: 是城市化发展成熟后的现象,即“城市化 → 郊区化 → 逆城市化 → 再城市化”的演变规律。 
  • 最新发展: 区别于过去的跨区域流动,现代逆城市化常表现为就近化、本地化,即依托于发达交通网络的中小城镇群的发展。 

 伦敦城市化与逆城市化 

伦敦是工业革命最早完成城市化的城市,伦敦第一条地铁(大都会铁路,Metropolitan Railway)于1863年1月10日正式通车。这条世界上首条地下铁路连接了帕丁顿(Paddington)和法灵顿(Farringdon),全长不足6公里,早期采用蒸汽机车牵引。伦敦的城市化进程与工业革命同步,大致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基本完成。1851年英国城市化率超过50%,到了1900年,英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75%,伦敦成为当时世界最大的大都市。20世纪初,伦敦实现了行政区域的相对稳定和城市功能的初步完善。  

伦敦逆城市化:始于20世纪中叶,是工业化成熟后人口从核心城区向郊区及中小城镇迁移的过程。其根源在于内城拥挤、环境恶化及犯罪率上升,推动了追求高品质生活的人口迁出,并伴随着交通网络改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伦敦逆城市化过程的关键要素: 
背景与动力: 二战后,伦敦作为高度发达的城市,面临严重的内城人口膨胀,导致住房紧张、交通拥堵和污染。追求更宽敞的住房、宁静的环境和更低的居住成本成为主要动力。 
迁徙趋势: 人口由中心城区(Inner London)向郊区(Outer London)乃至更远的外围卫星城和乡村迁移。这不仅包括人口的外迁,也包括企业和制造业的向外转移。 
地理与社会特征: 逆城市化导致了“中心贫困、郊区富裕”的格局,尽管部分内城进行了再城市化(如码头区改造)。尽管有此趋势,伦敦作为金融和商业中心的地位依然稳固。 
影响: 导致中心城区人口密度下降,而郊区和边缘地区城市化加速。同时,促进了城乡交通联系的加强,使生活圈扩大。  这一过程是发达国家城市发展成熟阶段的典型特征,反映了人们从注重“工业生产”向注重“生活质量”的转变。

关联参考:

(1)The Cambridge Group for the History of Popul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剑桥人口与社会结构史研究小组,Top of the Campops: 60 things you didn't know about family, marriage, work, and death since the middle ages:The first urban society/第一个城市社会

(2)How London Became the World’s Financial Hub/伦敦如何成为世界金融中心


 纽约城市化与逆城市化 

纽约的城市化:主要集中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第一条地铁(由IRT运营的南北干线)于1904年10月27日正式通车,线路长约9.1英里(约14.6公里),共设28个车站,当天有15万纽约市民试乘。该线路起点为位于曼哈顿下城的市政厅(City Hall),向北延伸至大中央车站(Grand Central),随后向西至时报广场,并最终到达百老汇大道与145街交叉口。以1898年“大纽约”合并为标志性事件,奠定了现代城市格局。20世纪30年代,随着高楼林立、工业与人口的集聚,纽约基本完成高水平城市化,并在20世纪上半叶确立了世界金融与经济中心地位。  现代化奠基 (1898年):1898年,布鲁克林、曼哈顿、布朗克斯、皇后区和里士满(斯塔滕岛)合并,形成了现代纽约市的行政区域。 高速城市化期 (1890-1930): 这一时期纽约成为全美工业中心,摩天大楼大量建造,地铁和电车普及,城市规模迅速扩张。 高水平阶段 (20世纪30年代起): 尽管受到大萧条影响,但在30年代,诸如帝国大厦等标志性地标完成,纽约步入成熟的国际大都市阶段。标志现代化城市建设在20世纪初到30年代间趋于成熟,逐步确立了世界级的金融和人口聚集优势。

纽约的逆城市化:在1970-1980年代经历了显著其特征人口外迁、市中心衰落及治安恶化,富裕阶层迁往郊区。这一时期由工业衰退导致,直至1980年代后才开始再城市化,通过旧城更新和高科技产业迁入实现了经济的复苏。  

经历背景 (1970-1980): 随着工业结构调整,传统制造业外迁,导致纽约市区尤其是曼哈顿以外区域出现人口流失和中产阶级空心化。 
具体表现: 城区环境恶化、犯罪率上升(如布朗士区曾在该时期治安较差)。 
后续演变: 1980年代后,通过重新定位产业、升级市中心,纽约逐步克服了逆城市化弊端,发展为现在的现代化大都市。  逆城市化让纽约的居住模式发生了重塑,促使后来的人口更加趋向大都市圈的分布。 

关联参考:

(1)In the 1970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elped rescue New York, but cities today can’t count on help from Washington. 上世纪70年代,联邦政府曾帮助拯救纽约,但如今的城市已无法指望华盛顿的援助。1975年,纽约正处于崩溃边缘。从1969年到1976年,该市失去了近60万个工作岗位。工人阶级、中产和高收入的纽约人用脚投票——要么前往阳光地带,要么去郊区。到1980年,纽约市人口比1970年少了80万。人口减少导致大规模房产荒废,导致市政府成本增加并损失了房产税收入。Vital City (vitalcitynyc.org) 是一家专注于纽约市公共政策的非营利性机构,旨在通过数据分析、深度调研和各界专家合作,为改善城市生活质量提供创新、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其关注领域涵盖城市管理、公共安全和公共服务优化。

(2)Scarcity by Design: New York’s Vanishing Supply Side 斯蒂芬·卡根发表于1992年秋季刊《城市杂志》(City Journal )的文章《纽约消失的供给侧》(New York's Vanishing Supply Side)

斯蒂芬·卡根:上世纪五十年代,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时,常常漫步在曼哈顿的街头,看着楼宇上林立的公司名称,惊叹于我几乎可以在这里的任何行业找到一份工作。纽约是当之无愧的国际商业、金融、制造、航运、运输、制药、商品销售、时尚、出版、广播、电信、艺术和文化中心。这座城市对雄心勃勃、才华横溢的人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20世纪60年代,市和州的财政政策失控。市和州税收的总负担从20世纪50年代占城市生产总值的8.5%上升到1969年的12.4%。即使在1969年至1974年间私营部门崩溃的情况下,政府雇员人数仍在持续增长,城市税率也随之攀升。到1977年,也就是城市经济最糟糕的时期,税收负担占城市生产总值的16.8%。然而,即使是每年例行的增税也无法提供足够的收入来满足政府贪婪的胃口。市政府发行了数十亿美元的债券,却对资金的用途讳莫如深。

然而,到了1974年,投资者将纽约市视为高风险投资,不再愿意购买其债券。这引发了1974-1977年的财政危机。尽管危机导致税收增加,但也暂时停止了市政支出。五万个市政府职位几乎一夜之间被裁撤,一些税率在1977年后甚至有所下降。随后,在1978年,在金融服务业增长以及1982年经济衰退后媒体行业的推动下,纽约市经济开始扩张。资金流入引发了房地产热潮,到1984年,市政府规模再次迅速增长。到20世纪80年代末,纽约市就业人数增加了近六万人。新的房地产税项被设立,房产税也被提高,使得纽约市的财政状况依赖于一个极其活跃的投机泡沫。

很少有人注意到,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企业总部以及制造业、批发业、货运业和航运业持续外迁,零售业也从未复苏。80年代的经济扩张基数狭窄,1987年的股市崩盘预示着又一次衰退。然而,市政府的就业人数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持续增长,税收也随之增加。…

《城市杂志》(City Journal)是美国首屈一指的城市政策杂志,正如伦敦《每日电讯报》所言,它是“新都市主义的圣经”。上世纪90年代,《城市杂志》在纽约市的复兴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公共利益》杂志称其为“拯救这座城市的杂志”。《城市杂志》兼具务实的实用性和前沿的理论性,文章涵盖范围广泛,从学校经费、警务策略、福利政策到城市建筑、家庭政策,以及来自法学院、慈善基金会乃至公共卫生学院的最新理论研究,无所不包。由于城市政策几乎囊括了所有国内政策问题,以及我们文化和社会中最重大的议题,因此该杂志的视野极其广阔。杂志秉持最高的学术、新闻和文学标准,力求为睿智而有鉴赏力的读者提供引人入胜的阅读体验。

(3)Spotlight: New York City’s Tech Sector 聚焦:纽约市科技行业
(Office of the New York City Comptroller/纽约市审计长办公室)

纽约市的经济虽然相当复杂多元,但在过去半个世纪里,其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证券业(俗称华尔街)。因此,纽约市的经济状况——尤其是其税基和财政实力——高度依赖于金融业和金融市场的兴衰。鉴于金融业在此期间的强劲增长,它对纽约市而言无疑是一个幸运的关键产业。然而,过度依赖单一产业也存在风险,并可能导致比多元化经济体更大的波动性。过去几十年来,纽约市科技行业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平衡了这种局面。

上世纪90年代末,纽约市的“新媒体”热潮在21世纪初逐渐消退,这一新兴行业的就业人数下降了约三分之一。但此后,科技行业在纽约迅速发展,甚至在2008-09年的“大衰退”中也展现出了韧性。推动西雅图、旧金山和奥斯汀等城市实现持续经济繁荣的科技热潮最终也席卷了纽约。在新冠疫情期间,纽约市的科技行业再次展现出韧性,并创下新高。自2020年起,纽约市科技行业的就业人数超过了华尔街,并且此后差距不断扩大(尽管金融行业的就业人数仍接近历史最高水平)。

在本期专题报道中,纽约市将深入了解该市的科技产业(或者更准确地说,“产业集群”),探讨其几十年来的发展历程,以及它未来可能对该市经济产生的影响。大纲:技术集群:按行业与职业划分、按职业划分的技术发展趋势、纽约都会区部分科技职业的普遍程度和薪酬(2022年5月)、各都市区科技行业平均工资:2008 年、2022 年、各行业科技趋势、纽约市科技行业与证券行业的就业情况对比、曼哈顿、周边行政区及纽约州其他地区的科技就业情况、纽约市的情况如何?、各科技行业的就业份额 (纽约市及其他地区)、主要科技中心的技术岗位数量(12个月平均水平:2022年4月至2023年3月)、对纽约市的财政影响、平均年薪:总体与科技行业对比。

各类报告如何定义/界定纽约市的科技行业
How Various Reports Define/Delineate NYC’s Tech Sector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
(2015) 
 纽约州审计长
(2022年)
 城市未来中心
(2022)
 人力资源与行政顾问 
(2022年)
纽约市审计长
 (20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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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制造
Computer Manufactu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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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41/45999

 电子购物
Electronic Sho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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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件出版商
Software 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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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信
Teleco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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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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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处理
Data Proce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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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出版、广播和网络搜索
Internet Publ., 
Broadcasting & Web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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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系统设计
Computer Systems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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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研发服务
Scientific R&D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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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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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算机培训
Computer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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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京城市化与逆城市化 

东京的城市化:东京地铁最早虽建立于1927年12月,是亚洲第一条地铁,城市化主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快速推进,其高速城市化进程基本在1970年代至1980年代中期趋于完成。到1975年左右,日本整体城市化水平已达到较高程度。随后,东京都市圈依托密集的高速公路网络(1990年左右形成)和环状交通,进入了成熟的都市圈形态,并持续完善其现代化基础设施。高速发展期 (1955-1975年): 随着工业化,核心区域(三大都市圈)人口集中,城市劳动力市场发展迅猛,经济快速增长。成熟完善期 (1980s-1990s): 1985年广场协议后房地产繁荣,城市基础设施如首都高速公路网持续完善。

东京的逆城市化:主要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后期,核心节点为1970年代初,因高房价、拥挤和环境恶化,人口开始向周边卫星城(如神奈川、埼玉、千叶)迁移。之后,1990年代中后期起,出现了“回归都心”的“再城市化”现象,逆城市化趋势随之减缓或逆转。  

具体时间节点与阶段: 
  • 快速城市化阶段(1955-1960年代): 东京中心区人口极速膨胀,工业和人口高度集中。 
  • 逆城市化/郊区化开始(1970年代初): 随着“城市病”凸显和卫星城交通完善,人口开始流出东京中心城区。 
  • 逆城市化高峰(1980年代): 1980年代泡沫经济时期,高昂的都心房价促使大量家庭向周边郊区迁移。 
  • “回归都心”转折点(1990年代中期): 90年代中后期,泡沫破裂后东京中心房价下降,同时政府开发和城市更新,人口开始回流至中心区(23区),逆城市化趋势基本结束,转为“再城市化”。  

东京逆城市化经历长周期调整修复,广场协议地产泡沫破灭,东京年轻人梦破灭,经历30年后2024年才恢复到“广场协议”前的持续净流入:截至2024年,东京仍保持人口净流入态势(约7.9万人),尤其是20-24岁的年轻群体。 而东京城市化最繁荣80年代同步“逆城市化”也在急促反转,由于国家和居民过度投资地产,固定资产价格泡沫过度高估成交易,举债杠杆过高,直接导致生活成本巨高,在1985年广场协议签定后房地产固定资产直线断崖下挫,1991年巨大的房地产和金融泡沫破裂后,日益令人担忧的人口预测叠加在日本“失去的十年”之上,动摇了战后经济增长赖以建立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内部“逆城市化”与老龄化:真正的“逆城市化”目前主要体现在远郊区县。随着全国人口减少,东京周边的边缘地带和旧新城(New Towns)正面临老龄化和人口流失,甚至出现住宅空置现象。 

人口转折点预警:联合国最新报告预测,东京都市圈人口可能已达峰值,预计到2025-2026年开始出现小幅自然下降(约0.21%-0.22%),但这主要是受日本整体人口减少和少子老龄化影响,而非单纯的城市迁出。 

逆城市化特征: 仅是人口外迁,还伴随着制造业等蓝领职位向周边扩散,而中心区逐渐高端服务业化。 

参考:Mitigating urban decline through the compact city? Reflections on 15 years of urban recentralization policies in Japan / 通过紧凑型城市缓解城市衰落?对日本15年城市再集中化政策的反思   《都市政治》(Metropolitics):一份关于城市和都市政治的公共学术在线期刊。《都市政治》(Metropolitics)是一份经编辑同行评审的在线期刊,发表面向国际读者的简明学术论文。该期刊的宗旨是公共学术:以原创研究为基础,发表关于城市和都市政治的短篇作品,时间跨度适中,使研究人员能够及时参与公共讨论,并使他们的学术成果与更广泛的读者群体产生关联。《都市政治》(Metropolitics)由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法语同行评审在线期刊《都市政治》(Métropolitiques)创办并与其合作。凭借遍布全球的通讯编辑网络, 《都市政治》和《都市政治》为分析和探讨世界各地城市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政治提供了平台。由于期刊采用在线形式,作者可以使用地图、照片、视频和图画来阐释他们的作品。

纽约城市化、逆城市化与再城市化过程非常值得香港、北京吸收经验,如香港目前依赖金融与地产过高,没有实现多元经济融合,可借鉴纽约逆城市化“再城市化”发展科技振兴融入新的活力。北京则可以借鉴纽约城市化过程如何裁减政府部门提高效率,为科技创新企业降低成本,提供政策推动城市活力,实现逆城市化之后的“ 再城市化”。

纽约城市化在1950年代已经是国际商业、金融、制造、航运、运输、制药、商品销售、时尚、出版、广播、电信、艺术和文化中心。这座城市对雄心勃勃、才华横溢的人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在城市化发展过程随着政府部门岗位臃肿,财政税收增长,企业总部以及制造业、批发业、货运业和航运业持续外迁。

20世纪60年代,这座城市的经济开始衰落。制造业在20世纪50年代曾雇佣了110万人,但之后却开始外迁。工业生产的衰退伴随着铁路运输、航运和批发业的衰落。制造业岗位的流失被政府部门就业岗位的激增所抵消。政府部门成为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新兴增长行业:从1967年到1975年,市政府机构新增了10万个工作岗位。

1969年开始,该市私营部门的损失急转直下:从1969年到1977年,私营部门失去了55万个工作岗位,相当于就业总数的17%。然而,在同一时期,尽管经历了两次全国性经济衰退,全国私营部门的就业岗位却增加了900万个,增幅近16%。制造业是该市私营部门衰落的主要原因,但建筑业、金融服务业、批发零售业、运输业和公共事业等行业也出现了大量就业岗位流失。租金税负过高、生产成本过高,企业迁出。引发了1974-1977年的财政危机。尽管危机导致税收增加,但也暂时停止了市政支出。五万个市政府职位几乎一夜之间被裁撤,一些税率在1977年后甚至有所下降。20世纪80年代,企业总部以及制造业、批发业、货运业和航运业持续外迁,零售业也从未复苏。

在90年代末纽约市科技行业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平衡了过去高度依赖于金融业和金融市场的兴衰,改变了过度依赖单一产业也存在风险,避免导致比多元化经济体更大的波动性。

城市化过程会虹吸所在国家社会人力、物力、财力大部分资源(如:能源、商品、市场、贸易、人口劳动力与人才等),以及同时虹吸周边国家地区的资源,这过程需要大量融资发债推动城市化建设,投资推动土地房地产繁荣,然而用什么产业支撑高杠杆的城市化成本,城市人口密集、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生活成本高昂是“逆城市化”风向标。资源在减少、成本在上升、人口老龄化,对于抱有梦想正当年华的年轻人是否能承载成本收支的不对称?高杠杆的城市化是前置还未步入社会时都形成,短时间不会因为读书学历、勤奋、毕业学校而改变趋势。目前中国的城市规模与摩天楼不比欧美国家城市差,“城市化”和“逆城市化”不是中国独有,中国相比欧美发达国家是后到,城市化发展调整修复时间周期伦敦、纽约和东京都可参考。